2022年3月26日,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史學論壇暨中國近現代史青年學者讀書班2022年第1期以線上會議的形式舉行。本次讀書班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海斌教授召集主持,主要討論臺灣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陳以愛教授的新著《動員的力量:上海學潮的起源》(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2年)與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袁一丹副教授的新著《另起的新文化運動》(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)。首先由陳以愛、袁一丹進行報告,隨后分別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周月峰教授、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徐佳貴副研究員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張仲民教授與趙帥博士生作評議。本文為講座整理稿,發言文字均經發言人審定。
評議人發言
周月峰(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)
以愛老師和一丹老師的書與報告體現出一些共識,可能是現在重新研究新文化運動、五四運動,甚至重新研究近代歷史的一些共通的思考。
兩位學者的書都有幾個特色。第一,她們都在學科內外游走、跨越乃至打通。以愛老師從早期做學術史而轉到政治史,她研究學術史的重要特色就是“不厭其詳”地把一個整體過程中的細節之處展示出來,如今她以同樣的方式把五四運動,尤其是上海學生運動中所牽涉的派系、不同人物梳理清楚。一丹老師一直在北大中文系接受學術訓練,文學史是她的專長,不過無論是碩士論文對新文化運動的研究,還是博士論文對淪陷區學人陳垣和周作人的研究,她都較多地借鑒了歷史學的一些觀察。不過,在《另起的新文化運動》這本書與剛剛的報告中,在心態上又都有一個學科的回歸與堅守,回歸文學的“文本”,然而,文本內外也是思想史研究所注重的問題。所以,回歸與堅守在一丹老師自身可能是一個重要問題,但對讀者也許是一個無內無外的問題。
第二,兩本書在關注點層面有相似之處,用一丹老師的提法即關注“聚光燈外”。以愛老師關注上海的五四運動,是在北京之外重新注意到“東南”,從學生之外重新注意到商、教問題。一丹老師是在北大《新青年》外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例,包括我一直研究的研究系;在北大《新青年》內部,她也注意到了聚光燈外的人和事,比如劉半農在北大之外的生平軌跡。如果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更習慣于一個國家(中心)一個歷史一種敘述,她的研究是一個非國家(中心)或遠離國家(中心)的敘述,從地方、邊緣、配角的視角重看這一故事。
第三,即“正”與“反”的問題。學界近年來也在探討,如果北大《新青年》的五四運動、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比較中心的表述,我們是不是要用非北大的、非北京的地方性材料和敘述來“反”這個中心述,其意義和價值又是什么。這當然是“正”和“反”之間的對話。正如一丹老師所言,“另起”并不是為了推翻以前的論述,而是形成一個多起源、多版本的故事。兩位老師提出了一個“第三者”的思考——歷史是否只有一個線索、一個版本,這個版本是多線型還是單線型,是否能用一種更復雜、更加原生態、更接近歷史本相的敘述方式來重新思考歷史的問題。這仍是一個有難度卻可努力的方向。
以愛老師書中提到學生和政治勢力的問題,一丹老師報告中也提到歷史中有“里子”與“面子”,分臺前與幕后。盡管學生與政治勢力的關系一直為學者關注,只是之前我們一方面把學生整體化處理,認為五四運動就是由學生發起,不太關注學生中有派系之分,有主張上課者、復課者及一定程度復課者;一方面把學生真空化處理,只是描述學生做出某一決定,如上街抗議,進行新文化運動等,不太關注其背后勢力。最近有研究比較重視學生背后的勢力問題,指出學生運動是由研究系、國民黨等政治勢力鼓動起來,比以往研究有了極大推動。不過,這種看法會不會在另一層面又把學生當成一個更為被動的對象。以愛老師在報告中特別提出,我們要重視學生背后的勢力所起到的實際作用,但學生遠遠不只是被動接受一些勢力的策動與鼓動。華南學派常說“上有政策,下有對策”,“五四”后對于學生來說“上有政策”不只是源自一方,來自政府或反政府的各方勢力在主義上、金錢上都對學生發揮影響。學生與各種勢力之間的親疏關系不完全由勢力造成,學生的主動性到底起何作用,多群體多派系的學生經各勢力鼓動后的狀態又是如何逐步形成,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以愛老師的研究方式,既注意細節,又關注過程。
還有一個近些年我們都在討論的問題,即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是否為“焊接”而成。有一個比喻說研究歷史就像剝筍,要把一層層遮掩我們尋找歷史本相的東西慢慢剝去,若是剝比較嫩的筍,剝到最后可能一無所有。五四運動跟新文化運動是否能完全剝離,要剝離到何種程度,值得思考。
最后一個問題就是關鍵材料的重要性。一丹老師提到魯迅《熱風·題記》與《寫在〈墳〉后面》中的兩段材料對她影響非常大,構成了她這本書的起點。這兩段材料在羅志田老師的文章中也提到過,他特別提醒那是劉桂生先生曾經指示過的材料,由此可以發現有些材料跟其他材料不太一樣,其特殊性不完全在于它揭示了一個真相(魯迅認為新文化運動是由其他勢力“反套”到《新青年》上的,對此我有質疑),而是能成為一個研究的起點,并點活其他材料。以愛老師提到的那封黃炎培、蔣夢麟致胡適的信,同樣有這種作用。這些細節與具體材料,也許可以撬動(不完全是顛覆)整個五四運動的敘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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